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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：還原晚清北京文化空間

李仁惠

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（1900年6月16日），大約巳時，位于前門大柵欄的老德記藥房起火，殃及了附近的正陽門箭樓。此火由義和團所縱，居民試圖撲救，卻被阻止。七月，八國聯(lián)軍攻城，八月“天火自焚”，正陽門燒為灰燼。官員請命修復，慈禧批允。但正陽門的修復工程遭遇木材、輿論等重重困難，它的遭遇仿佛映射著清室的命運。昔日只向皇室開放的正陽門內(nèi)城正門，在經(jīng)歷磨難后，不再神圣化，清廷作為統(tǒng)治者樹立的權威漸漸減弱，民眾地位提升?！锻砬灞本┑奈幕臻g》以此為始。

幾年后，慈禧在與日本駐華大使夫人內(nèi)田政子的一次交談中，了解到日本女學之盛，從此埋下了“振興女學”的種子。彼時，在“興女學”潮流之下的晚清社會中，涌現(xiàn)了許多女子學堂。初響名號的育女學堂和毓正女學堂沒能掀起什么水花，后來傳出宮廷將建設“毓坤總學會”的消息，卻又因幾起學生發(fā)動的社會事件不了了之。1905年，剛被任命為出洋考察憲政大臣的端方在覲見慈禧時，大力強調(diào)女學堂的重要性，正合慈禧心意。當時清廷想要參照日本的華族女學校開始籌辦皇族女學，名為“貴胄女學堂”。興建過程中有很多阻力，如張之洞等人的極力反對、鹿傳霖的奏章、社會輿論對于女學堂的置喙，慈禧幾次動搖。另外1907年秋瑾案件也成為了批評女子教育的借口。歷時數(shù)年，最終只以一個《奏定女學堂章程》慘淡收尾。

自上而下推動的建設工程則不全以失敗告終。端方作為出洋考察憲政大臣，在清廷的鼎力支持下，曾出訪選購了一些動物，參照西方動物園，打造了一個名為“萬牲園”的服務于上層統(tǒng)治者和文化人士的休憩空間。1907年，萬牲園開設。園內(nèi)設立動物園、植物園、博物館、茶館、餐廳、照相館等。根據(jù)端方的采購清單，動物園里有美國鱷魚、袋鼠、大象等，這些也是現(xiàn)在人們逛動物園普遍重點觀賞的動物；照相館不允許游客自帶相機入園，這條規(guī)定和當今的一些旅游景點“不允許自帶飲品”一樣，充滿了商業(yè)頭腦；另外還高價出售“博覽園二十四景”，聽起來像是今天意義上的明信片。對于游客的穿著和舉止，萬牲園也有一定的規(guī)定，在這里袒胸露背、大聲疾呼是不被允許的，如同參觀天主教堂不允許穿膝蓋以上的褲子一樣。這也揭示了晚清社會現(xiàn)代化的一隅。

除了實體意義上的文化空間外，以彭翼仲創(chuàng)辦的白話體報紙《京話日報》為例，此類報刊的出現(xiàn)創(chuàng)造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公共輿論空間。在報紙創(chuàng)辦之初，彭翼仲設立的目標讀者是一些度日艱難的人，并多次進行演說以宣揚其實際作用。報紙起初并不受歡迎，銷量低迷，但隨著慈禧的關注、外國使館對于北京報刊輿論的關注，漸漸有了名氣。報紙緊跟時事，開啟民智，引導輿論，還起到了監(jiān)督社會輿論、促進公益事業(yè)、互通上下關系的作用。刊登于《京話日報》的“張傻子虐妓案”引用多個讀者來稿，采用群眾視角，舉報張傻子的罪行，并為受害者謀尋出路，募捐救助。“滿族婦女惠興興辦女學因經(jīng)費短缺而自殺的案件”被《北京女報》的主筆人張毓書偶然看到，將此事改為白話文在《北京女報》發(fā)表，發(fā)起針對女學的籌款募捐活動。

與此同時，這些案件的警世意義也被各大名伶關注到，緊跟時事的新戲曲隨之興起。1914年，由“張傻子虐妓案”改編的戲曲《孽海波瀾》由梅蘭芳排演，自此出現(xiàn)了時事新戲的概念；“惠興自殺案”經(jīng)由《北京女報》創(chuàng)辦人張展云等人的助推，找到了名伶田際云開演義務戲，編演《惠興女士傳》，義演得來的錢捐贈給經(jīng)費不足的女學堂。女性教育得以推進，繼承了惠興的遺愿。此外，文學作品此起彼伏，刊登于《京話日報》上的兇殺懸案“春阿氏案”被改編為小說《春阿氏》，頗有現(xiàn)代偵探小說的意味，其中也蘊含了人們對司法系統(tǒng)的思考。

晚清北京的法制系統(tǒng)也可以在“前清尚書陳璧之侄陳繩被害案”中找到一些輪廓。此案在報紙上及時地公布進展，采用了大眾易于接受的方式，并有檔案、書信等作為輔助材料進行分析。從案件發(fā)生、嫌疑人初步鎖定、殺人證據(jù)比對、推翻供證、嫌疑人自證清白、多次審訊、更換律師到重新鎖定嫌疑人、處決主犯，歷經(jīng)三年，經(jīng)過兩級審判和二十四次公審才得以結案。此案結束后被改編為家庭政治劇，雖被禁演，但展現(xiàn)了晚清司法案件的審理全貌。

可以說，在晚清北京文化空間的設立中，各個社會群體都是推波助瀾的一員，包括，慈禧作為“統(tǒng)治者”的女性視角，清廷及官員的支持，報刊創(chuàng)立者、戲劇演員的啟蒙意識，文化人士的前仆后繼，民眾的積極互動……在整個過程中既有夭折，也有開創(chuàng)。從本書羅列的種種史料中可以看出，現(xiàn)代社會的雛形已基本顯現(xiàn)。近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在晚清北京的新戲劇、新式舞臺、新教育、新學堂、新公園、新報刊中得以窺見和探尋?；氐浇袢?，也許在北京城的咖啡館里喝美式、逛動物園、在故宮購買明信片的人們，又或是在微博上關注社會事件、看話劇、看以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、讀偵探小說的人們，終有一日會與處于平行時空的晚清北京民眾交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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